反映了社会“官、逼、民、反”的现象,也就是当时达官贵人们以财和官职欺压百姓而人民(108名好汉)因而起义落草为蔻的情形,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书巨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传》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激活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为例,由于石秀是在形势万分紧迫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得悉处斩卢俊义的消息的,以他的精细,不会不意识到个人去劫法场的危险;可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从石秀在酒楼上的焦躁,可感到他内心的激烈活动。他考虑到要在戒备森严、刀枪林立的法场上,一个人救得卢俊义,必须先压住敌人的气势,因此,未下楼时就大喊一声,接著趁敌人神志未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变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象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象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
到了20世纪,文学评论家除了评论《水浒传》的文学成就,亦开始对《水浒传》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和价值观产生兴趣。1930年代初,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曾这样评论《水浒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宋江主动要求招安,招安后又去平田虎、方腊,做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这是小说的败笔。对于《水浒传》的思想倾向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贽。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主要是明朝的左懋第提出的,他认为《水浒传》教坏了百姓,强盗学宋江。并且认为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对于世风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当时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将《水浒传》在全国各地收缴。另外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是金圣叹。这也是他把七十回以后砍掉的原因之一。
1950年代,当时所持的看法是认为《水浒传》是描写歌颂农民起义的。这种看法是当时各种教科书,文学史和小说史所持的一个主流的看法。